胡同串子

释义

胡同串子”这个词是地道的老北京话，讲的没有事干的人整天胡同里乱窜闲逛无所事事。

历程

清朝

搁早先的北京方言里，“胡同串子”专指那些不务正业，成天儿在胡同里逛来逛去、游手好闲的人。意思类似于土话里的“落台帮子”、“败家子儿”云云。反正归了包堆，都不是什么好鸟儿。这些人大都家趁点儿老本儿，祖上要不是吃铁杆儿庄稼的“某某额真”；再不就是哪个王府传下的苗裔；至小了说还许是哪家买卖铺户的少爷、家里站着房躺着地。胡同串子们每天一大早儿就提笼架鸟儿直奔茶馆儿，碰上仨俩哥们儿一侃就是小半天儿。到了中午，这些人出了茶馆儿进饭馆儿，几盘儿下酒菜儿二两烧刀子。下午出了饭馆儿进澡堂子。晚上一擦黑儿，呼朋唤友摇着折扇儿听戏逛窑子去。在早先，这种生活只限于上层社会、王公贵族，但清末以来，八旗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，达到了二十四万。连清宗室人口较初期也已经翻了四倍，仅男丁就有八千之多。再加上在京的官员、商人。如此庞大数量的人群全都属于消费者，北京也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消费城市。那时候有首《竹枝词》曾这样写道：“衫敞前襟草帽横，手擎虎叭喇儿行。官差署里原无事，早饭完了便出城。”这可得算是北京最早一拨儿胡同串子了。

清王朝垮台后

随着清王朝的垮台，胡同串子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。祖上的铁杆庄稼吃不上了，可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北京话叫：“倒驴不倒驾。”更何况积攒了百年的习气哪儿能说扔就扔了。老舍说了，“这里的有钱人、会讲究，没钱的、也知道穷讲究。”这一阶段，胡同串子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平民化了，摆弄的玩意儿看上去也有点小打小闹。一幅自得其乐、游戏人生的态度。但也有人说民国初年是北京历史上最好的时期，这段年月北京既保持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，又逐步摆脱了皇权再上的封建专权，另外随着北大、清华、燕京大学等一批高校兴起，这里自由民主的气息日渐活跃。皇城内外，聚集了众多知名的学术大家。鲁迅就是在这时来到了北京，先后住在南半截绍兴会馆、八道湾儿和西四宫门口三条。那时先生在教育司的事由很清闲，从留下的日记里看，他那时最爱在公务之余携郁达夫、孙伏园等好友四处聚饮或是到琉璃厂一带书肆闲逛、凭栏吊古嬉笑怒骂。单从字面上来讲，鲁迅可以说是那一时期最有品位的“胡同串子”，也是民国时期文人的典型代表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窑子就政府坚决被取缔了。从此以后逛窑子一词彻底消失了近五十年，直到90年代初才慢慢复苏。与此同时，机关部队的大院圈地风开始盛行，这些大院里住得大都是各部委宿舍家属。像我们家胡同西口就有个国防部大院，东四八条有个陆军总院大院，另外像外交部街的二号大院、仓南胡同的总参大院也是相当有名的。住在大院跟胡同是有着截然不同的，一种是原著民、土生土长，举手投足都带有着浓厚的皇城遗风。而另一种是外来户，是某某开国功臣及其家属，却被认为是新文化的代表。大院孩子回家后，看的是露天电影和内部读物，听的是革命故事，管长辈叫叔叔阿姨。而胡同孩子家里的书也是一些三国水浒，听大人讲的大多是京剧故事，管长辈一般称呼大爷大妈，三叔，五婶，八大姨，口音都是正宗京片子。即使两方都在同一个教室内上课，也从来互不往来。我妈说她们上学那当儿，管国防部大院的一律称为生番或者野孩子，那些人称呼胡同孩子大抵就是“胡同串子！”

文革开始后

文革开始后，北京的各大娱乐场所如茶馆、茶舍、游艺社、戏园子都陷于停顿。大人们大都忙着抓革命促生产，再没工夫闲逛了。“老三届”连同69届几拨孩子全都响应号召“上山下乡”去了，这座城市属于更年轻的孩子。作家王朔在《动物凶猛》里面写道：“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，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，不到季节，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，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。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、波兰轿车。上班上学时间，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，路边公共汽车、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。”在这种单调的背景下，“打群架”便成为当年胡同串子们的一种时尚。想来也不奇怪，都是一帮半大小子火气正旺，上学无事可干，再加上天天听着收复台湾、打击美帝“横扫一切”的口号，不滋事儿才新鲜？！那时候打架分帮分派，战场就是附近一些僻静的胡同。大院和大院之间、大院和胡同之间，或是琐事摩擦、或是因为争风吃醋，往往一个“照眼儿”就会引来一场恶战，黑话叫“茬架”。如果一方实力不足，就会分头去找关系瓷器的哥们儿来帮忙。于是成天儿着，一群半大小子都会骑着车在胡同里乱串。这些孩子也都被称作“胡同串子”，他们中间一些下手狠、又很仗义的通常会在打架中大显其能，北京土话管这些人叫做“顽主”。当时有句顺口溜：“刀子、板儿带、口里、口外……”说的就是当年胡同串子们茬架的情形。